1. 原鄧小平英文翻譯談中國崛起
        2011年1月13日  出處:
        有人說西方可以成為樣板,我們看現在美國問題多大??!我覺得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一點都不亞于中國。

          記者/何映宇

          他曾是鄧小平的英文翻譯。

          1983年,20多歲、風華正茂的張維為進入外交部翻譯室,兩年后,他成為國家領導人的英文翻譯,先后為鄧小平、胡耀邦、李先念、李鵬、喬石等國家領導人的重大外事活動擔任翻譯工作。

          他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時的情景。那是1985年8月的一天,鄧小平見到他,和他親切握手,問他:“你是哪里人???”

          “我是上海人?!睆埦S為畢恭畢敬地回答。

          “那么你知道霞飛路嘍?”鄧小平很平易地問。

          “知道,離我家不遠?!睆埦S為緊繃的神經一下子放松了下來。

          張維為印象最深的是,鄧小平的聽力已經很差了,“給他翻譯基本上就是叫著翻的,所以一場翻譯翻下來嗓子還挺累”。一個有趣的花絮是,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訪問中國和鄧小平會面時,穆加貝對鄧小平說:“你身體這么好,一定能見到香港回歸?!编囆∑斤L趣地說:“那我還得跟馬克思談判談判?!?/P>

          張維為說鄧小平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之一:“他的話當時我不一定能理解,但是當我陸陸續續走過100多個國家之后,我才逐漸理解這位老人的大智慧。他的眼界非常開闊,他不會簡單著眼于一時一日之變化,他考慮的,總是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的長遠發展戰略。他有很強的順序感,什么該先做,什么該后做,他非常清楚?!?/P>

          離開翻譯崗位之后,張維為選擇在世界各地游走,為的是,讓自己有更廣闊的視野,這也是他在鄧小平身邊獲得的啟示。

         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,當他選擇了一個新的視角之后,他對中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?!爸袊皇且话愕膰?,它有超大型的人口,有超廣闊的疆域,有超悠久的歷史,有超深厚的文化底蘊,有了這四個‘超’之后,中國的崛起就不是一般的崛起,是令人震撼的崛起?!?/P>

          身在國外,這種感受特別明顯:“在歐洲,一國平均只有1400萬人,中國等于100個中等歐洲國家的規模,從這樣一個規模來看中國,不要說整個中國,就是一個長三角就讓他們震撼了?,F在瑞士鐘表業出口到中國內地和香港市場的占其總出口的1/3,這個人口規模意味著在中國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是世界第一。在中國,汽車的生產和消費都是世界第一,世界各大汽車生產企業都開始關注中國市場的變化,設計的理念也因中國而改變。如果以后中國電影市場再這么火爆下去,好萊塢一定會因中國而改變,會考慮中國市場的口味而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。這就是影響深遠的‘中國震撼’?!?/P>

          這些思考,凝結為一本名為《中國震撼》的新書,現在身為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的他,希望通過這樣一本書,來探討“中國模式”的經驗與教訓。而對于西方,他認為我們要理性地分析:“一方面我們看到他們現代化、民主化的一面,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,這些光環,是建立在殖民化、奴隸制度、鴉片貿易、世界大戰等灰暗歷史的基礎上的,到現在還在貪婪地從全世界吸金,沒有這樣的過程,西方就不成其為現在的西方?!?/P>

          “總而言之,就是不要妄自菲薄?!彼麛蒯斀罔F地說。

          半杯水理論:你看的是哪半杯?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“中國模式”是否已經成型?有官員說“我們還在摸著石頭過河”,有學者指出,“中國模式”尚未到可以定論的程度,你怎么看?

          張維為:我不覺得它已經定型,“模式”只是一個通俗的說法,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中國經驗、中國道路,我都不介意,只是用來表述一種特定區域的特定發展之路。它沒有定型,但是它的基本思路已經非常清楚,而且我估計還會這樣走下去。我們有很多問題,但是,這是我們中國人創造的光榮,我們不要太謙虛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,我們的發達板塊已經是不小的板塊,很多方面可以叫板西方發達國家,比如上海叫板紐約不成問題。上海的硬件——機場、港口、高速公路、地鐵、高鐵——全面超越紐約,商業繁華程度也比紐約好;軟件方面,比如說國際化程度,比如說人均壽命、嬰兒死亡率,都優于紐約,社會治安比紐約要好很多。這些就是中國發展的實績,要正視問題,但也不要太謙虛。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“中國模式”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宏觀調控,可是我們看到,在中國,房價問題一直困擾著中低收入人群,溫家寶總理最近接受采訪時說一定要控制房價,但是2010年的“史上最牛調控”起效很不明顯,你覺得這算不算宏觀調控失效的一種表現?

          張維為:對于房價,我個人的看法是,我們實際的經濟規模,要遠大于官方的統計。如果我們用購買力去計算的話,我們的購買力在1992年就超過日本了,現在應該是日本的2-2.5倍。這樣大的經濟規模,像上海這樣的經濟中心,房價怎么能便宜得下來?很難!現在上海的房價比東京還是便宜。所以我有這樣一個看法,實際上,在北京、上海這樣的大城市,不太可能跌下來。因為這么大的經濟規模,意味著大量的富人集中到大城市中去,他們推高了房價,而當地的工薪階層就會感覺房價太高。如果用上海平均工資和房價比確實會得出這樣的結論,但是這對于上海這樣的超大型城市不太適用,因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有錢華人在上海買房,不幸的是,上海的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就必然比不上重慶。

          中國其實是機會最多的國家。我的“半杯水”理論是:在你面前有半杯水,你老是看的究竟是有水的半杯還是沒水的半杯?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日本在9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后衰退了20多年,你覺得中國經濟有沒有泡沫?

          張維為:有泡沫,現在我們所說的泡沫主要指的是房產。日本在20年前的特點是城市化已經完成,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70%左右,但是中國城市人口還不到總人口的50%,所以在今后一段時間里,每年還有2000萬左右人口進入城市,這是一個基本面。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較快增長,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剛剛開始,更準確地說是從1998年的房改開始的,也就10多年的時間,中國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整體上,我對中國經濟是持謹慎樂觀的態度。

          理性的政治體制改革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既然中國經濟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,那么你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改革?

          張維為:政治體制改革是很必要的,但是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義運動。想要畢其功于一役,希望通過浪漫的政治改革解決問題,那樣的想法太天真,沒有太大意義。一場政治革命之后,你會發現,世界還是老樣子,也許更糟糕,俄羅斯就是如此,我覺得還是要通過政治傳統來逐步演化,這是一種最穩妥的方式。像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,講穿了,它是一個“百國之合”。各個省就像戰國時期的列國,如今融合成了一個大的國家,但是這種融合必將承受分裂的危險。所以我們常說穩定的重要性,在中國,如果發生激烈的政治變革的話,這個國家很可能要解體。仔細看看中國近代史,從1840年鴉片戰爭,到改革開放,中國持續的穩定時間,沒有超過8年或9年的,不是外國侵略,就是農民起義和內戰,再后來則是意識形態運動,穩定搞發展的時間很短。從歷史經驗來看,改革一定要穩健,不能走政治浪漫主義的激進路線。就像經濟體制改革一樣,走兩步退一步,摸索前進,都應該允許,誰一做就做成了呢?

          有人說西方可以成為樣板,我們看現在美國問題多大??!我給美國算了筆賬,“9·11”損失1萬億,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損失3萬億,金融危機損失8萬-10萬億,現在美國欠債10萬-20萬億,更何況美國所占據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倍(中國的10倍左右),為什么經濟發展也會出現很大的挫折?這其實歸根到底是深層次的政治體制問題,我覺得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一點都不亞于中國。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趙鼎新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說“現在是實行民主最好的時候”,你是否同意他的觀點?

          張維為:我覺得非西方的國家采用西式民主沒有成功過,一個都沒有。比如印度和中國的差距太大了,20年恐怕都不止,就連最基本的婦女解放、土地改革、廢除種姓制度都沒有做到。孟買和上海的差距至少30年,民主質量是非常低的。中國模式的崛起意味著我們在民主問題上有自己新的思考,而不會照搬西方。我去過南斯拉夫,南斯拉夫解體前,當時他們的知識分子也很相信西方的民主,但是很快國家解體、戰亂頻仍,何談安居樂業?蘇聯解體前后我都去過,你看當時最主張西式改革的戈爾巴喬夫,他的口號曾經激動了一大批蘇聯人,但是蘇聯解體后,他在俄羅斯的民調支持率沒有超過1%,親西方的政黨支持率沒有超過3%,這教訓我們要汲取,我們不要陷入西方的迷失。

          而西方的制度要好好反思。美國的汽車如果減少一半,美國制度肯定崩潰,他們占據了大量的資源,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,才使得他們的制度得以維持。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,近十年來,學界的“改良優于革命論”不絕于耳,你持什么樣的態度?

          張維為:這個觀點總體上我是認同的,總體上我們需要漸進改革而不是革命,尤其是現在中國的狀況下,因為革命的代價太大了。但是歷史無法改寫,發生就發生了。我們現在回頭看,很顯然,我們的革命先行者對中國的判斷是不夠準確的,所以接下來中國就陷入了軍閥混戰與混亂狀態。這里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汲取。中國這樣 “百國之合”的國家,革命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分裂。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激進改革的一個例子是東歐,在《中國震撼》這本書里,你也用很多篇幅來描述東歐的現狀,東歐巨變之后,經濟發展停滯,城市和社會建設過程中也涌現出很多的矛盾和問題,你覺得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?

          張維為:主要的原因還是政治浪漫主義,以為一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,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解決。結果證明問題沒有那么簡單,社會轉變的過程是很復雜的。盡管東歐和西方的同質性要比中國高得多,但是這20多年走來,總體上來講,政治和經濟發展都很不理想。最簡單地來說,東歐的經濟總量整體上增加了一倍,而中國的整體規模增長了18倍。

          更重要的是東歐國家所有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西方手中,除了波蘭沒有完全私有化,一部分銀行還控制在國家手中,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等國家的銀行全都為西方資本所控制。結果金融危機一來,西方全面從東歐撤資。我們很多人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,金融危機什么意思?具體來說就是大家對銀行不放心,每天銀行只能取200美元或100美元,這時候就會發生恐慌。我們的國有銀行也有很多問題,但不至于說錢放在銀行里卻灰飛煙滅了。一切都可以比較,我們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,但是如果和東歐比,我們做得還不錯,而且可以說好很多。

          在這樣大規模的國家中進行改革,難免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。以前英國、德國、法國的崛起,人口是千萬級,后來美國、日本是億級,到了中國,就是十億計算的人口大國,不可同日而語,其復雜性和難度都可想而知。就像拳擊比賽中重量級選手和輕量級選手,簡單的比較其實是不準確的。再打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,瑞士的人口只有上海的1/3,也許算個小提琴手,阿爾巴尼亞也許可以算個小號手,而中國就像是數百人組成的超級交響樂團。所以我傾向于拿中國的板塊與歐洲國家比較,比如拿蘇州或上海和瑞士比。

          新民周刊:中國經濟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舉世矚目,你在海外游歷這么多年,你覺得在最近十年,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看法有沒有大的改變?

          張維為:西方有對中國的成見,而要扭轉這種成見是非常難的。所以我覺得不要太在乎別人,因為西方本質上不愿意見到一個強盛的中國,美國不愿意看到一個對手變得更難對付。我還是那句話:走自己的路。如果中國繼續強勢發展5-10年,西方國家一定會認真來研究中國模式,一方面是技術問題,一方面是戰略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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