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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外交部翻譯解密鄧小平:有氣場 像個預言家
            2011年5月9日  出處:

            外交部翻譯解密鄧小平:有氣場 像個預言家

            2011年05月08日 08:24
            來源:文匯報 作者:薛田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核心提示:在高志凱眼中,鄧小平“就像個預言家”。他善于傾聽對方的發言,但一旦自己開口,“一看就是20年,一談就是50年,一展望就是70年,一憧憬就是100年?!倍囆∑降恼Z言風格,也令高志凱印象頗深——“留有后手”、“要對付不要應付”……

  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文章摘自《文匯報》2011年5月3日 作者:薛田 原題為《外交部翻譯眼中的中國領導人》

            張維為離開外交部已經20余年,曾是外交部翻譯室第三代“翻譯國家隊”成員,只要回憶起曾經陪同過的領導人,他依舊眉飛色舞?!澳且淮I導人講話都非常有個性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?!?/P>

            鄧小平“就像個預言家”

            1983年8月末的一天,研究生畢業的張維為到外交部翻譯室報到,主任過家鼎告訴這個20出頭的年輕人,翻譯室所服務的對象,主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,“總書記啊,總理、副總理啊,還有人大委員長、副委員長”,過家鼎呷了一口茶,“當然,還有鄧?!弊詈笠痪湓捒此戚p描淡寫,但張維為感到,這才是過家鼎的壓軸詞——鄧,即鄧小平。

            彼時,正值中英香港談判的關鍵時期,外交部翻譯室負責所有的翻譯工作。雖然當時尚屬新人的張維為只承擔一些工作小組討論的翻譯,但由于翻譯室每周都會組織業務學習和政治學習,因而在自由討論環節,鄧小平經常成為中心話題。

            在和張維為同年進入翻譯室的高志凱眼中,鄧小平“就像個預言家”。他善于傾聽對方的發言,但一旦自己開口,“一看就是20年,一談就是50年,一展望就是70年,一憧憬就是100年。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,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,50年不變,100年不變”。而鄧小平的語言風格,也令高志凱印象頗深——“留有后手”、“要對付不要應付”……

            “會見外國政要時,只要他一走進門,就像大將軍的出現,那股氣勢讓在場的人頓時生出敬畏之心?!笔┭嗳A回憶。

            作為張維為和高志凱的前輩,施燕華做了鄧小平10年的英語翻譯。在她的印象中,鄧小平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。

            1978年,施燕華陪同鄧小平出訪。第一個國家的招待會,問題是都安排好了的,諸如你對我們國家有什么印象,怎么發展兩國關系之類。而第二個國家是開放提問。周邊國家的西方記者一聽說就都來了,招待會上的問題有棱有角?!昂髞磬囆∑礁艺f,這次記者招待會還有點意思,上次那個是一杯白開水?!?/P>

            對施燕華而言,鄧小平更像個和藹的長者。

            大多數時候,會見結束后,一場宴會必不可少。鄧小平也喜歡在宴會上與外國領導人私下交流,因而作為他的翻譯,施燕華經常顧不上吃飯。

            一次,施燕華陪同鄧小平出席國宴,鄧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譯的施燕華沒有飯吃,就把面前的蘋果切了一塊給她,還遞給她盤子里的面包。而另一次在國內招待外賓,鄧小平則在宴席中對外賓做了個“暫?!钡氖謩荨白尫g吃點東西”。

            鄧小平是四川人,每頓飯離不開辣椒,偶爾也開玩笑似的力勸怕辣的上海姑娘施燕華吃辣:“吃些辣子好,不辣不革命哦?!蓖嫘w玩笑,他不忘照顧施燕華的口味。上了甜食后,鄧小平會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施面前讓她吃雙份,“女娃子愛吃甜的?!?/P>

            1980年代,鄧小平的右耳聽力已經很弱,因此與他打交道的官員,或是翻譯,都須大聲說話。

            1985年,張維為第一次作為鄧小平的翻譯,陪同會見了來訪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。甫一見面,鄧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,“這個零件不靈了”,又指著自己的左耳,“這個稍好一點,所以我見客人都是這樣坐的”。

            鄧小平指的是,國內一般領導人見外賓,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側,而鄧因為左耳聽力好于右耳,見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側,“除了耳朵,其它零件都還正常運轉”。穆加貝聞言哈哈大笑。

            把身體各個器官比作機器零件,“據說是紅軍時期開始使用的話語。作戰受了傷,如果大難不死,就互相調侃稱丟了哪個零件?!睆埦S為說。

            而高志凱1986年陪同鄧小平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時,由于交談甚歡,鄧小平親自把溫伯格送到門口,并在分手時開口說了一句英文“goodbye”。這是高志凱印象中,鄧小平唯一一次說英文。他當時條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譯成中文,并附在鄧小平的耳邊大聲地說了一句“再見”——并沒有意識到這是鄧小平自己說的話,“他扭過頭來,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說了聲‘再見’?!备咧緞P至今忘不了鄧小平當時的眼神。

            “不要翻”和“聽不懂”

            在與外國記者的交鋒中,鄧小平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“針尖對麥芒”的會面傳播甚廣。采訪結束后,施燕華跟著法拉奇一起整理錄音記錄。

            當時,法拉奇對錄音中頻繁出現的“這個這個”印象頗深,因為她在英語翻譯中沒有聽到相應的詞匯,于是詢問施燕華是何意?!芭c英文well或者yousee一樣,一種口頭語”,施燕華解釋自己沒有翻譯的原因。但法拉奇最終還是將這個細節加入文章,在她看來,“這可以說明他(鄧小平)性格上的特點”。

            這種情況并不鮮見。有一次,張維為陪同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會見外賓。外賓剛剛進門,還在十米之外,李先念就已經伸出雙手,嘴里說著“哦……”就開始表示歡迎。張維為一邊笑,一邊雙手比劃著李先念當時的動作?!斑@不用翻譯?!睆埦S為告訴記者,這是因為李先念之前見過這位外賓,“見到熟人了,所以老遠就表示歡迎了?!?/P>

            另外一些時候,領導人則會特意叮囑隨行翻譯,什么是不需要翻譯的。

            1987年,李鵬赴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壩,張維為是李鵬的隨行翻譯。在埃及,負責接待李鵬一行的,是當時的埃及水利部副部長。

            “開羅老百姓一度電多少錢?”李鵬問這位副部長。副部長答不出,于是轉而問助手,助手也不知,又去問另一官員?!爱敃r李鵬小聲感嘆,‘真是官僚啊——這話你不要翻譯過去’?!?/P>

            張維為覺得,現在的翻譯工作,沒有以前那么困難了。比起鄧小平一代,現在的“領導人講話規范得多”?!班囆∑胶屠钕饶钸@樣的領導人會見外賓,都沒有講話稿”,因而在事先準備之外,現場的判斷也很重要。

            事實上,即使事先有所準備,領導人們各具特色的鄉音,還是常讓翻譯們“犯迷糊”。

            “華國鋒的山西口音太重,有時我聽不懂;葉劍英的廣東普通話,那聽著就很難懂?!倍钕饶畹暮奔t安話,差點令施燕華出洋相。

            一次,李先念在接待外賓時,說到了日本。他的口音里,“日”和“二”的讀音相近。施燕華當時剛剛看過內部放映的日本電影《山本五十六》,以為“二本”也是個日本政治家或者軍事家的名字。但是當她聽著聽著,越來越不對勁,好一會才反應過來說的是“日本”。

            即便是鄧小平的“四川普通話”已是施燕華覺得非常好懂的了,也不免讓她有聽力盲點:在四川話里,四、十不分,因此在鄧小平講到這兩個數字時,施燕華一般用猜?!叭绻矣X得是四,就說著‘四’,同時伸出四個指頭,如果不對,他(鄧小平)就會說‘不對,是十’?!?/P>

            張維為也有過類似的尷尬。鄧小平一次會見外賓時說到“失誤”這個詞。由于發音類似“十五”,整個句子的意思連不上,張維為一時愣了。坐在一旁的時任外交部長吳學謙是張維為的上海老鄉,忙用上??谝舻钠胀ㄔ捀嬖V他是“失誤”,這才讓他反應過來。

            而第三代領導集體上任后,口音已經不再是翻譯們的難題,但新問題也隨之而來。

            朱彤曾做過江澤民、李鵬的隨行翻譯,李鵬擔任國務院總理時,每每談到三峽工程,其中涉及的發電量常常用千瓦作為計量單位,而國際通用單位則是兆瓦。朱彤就常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道心算題,換算成兆瓦計數后,再譯成英文。

            另一次,李鵬和外賓談到中國的棉花產量時,使用“萬擔”作為單位。這次,朱彤可不像換算“千瓦”那樣游刃有余了,而李鵬看看愣住了的朱彤,提起筆自己換算了起來。朱彤的同事張建敏還因為翻譯中的不準確,被嚴謹的朱镕基“搶白”——在新加坡演講后回答聽眾提問時,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國打官司時遇到的困難,朱镕基回答:“你反映的問題,我會告訴法院,由他們處理?!睆埥魧⒋司渥g為"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's Court to handle it"(我會指示高級人民法院處理此事),話音未落,就被朱镕基糾正:"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.They are independent"(我不能指導法院。他們是獨立辦案的)。

            事先要準備“標準答案”

            而在媒體報道中,領導人們的外語水平亦已不是一個新鮮話題。據張維為的觀察,“那個時候見外賓,當時的領導人都說中文?,F在中國領導人則是與外賓見面寒暄有時都會用英文了”。

            這樣的事情張建敏和同事孫繼文就遇到過。兩人曾隨國家領導人出訪喀麥隆,由于喀麥隆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和法語,而此前已確定雙方會見時使用英語,因而,作為法語翻譯的孫繼文回到飯店休息。

            但沒多久,突然一個電話讓他馬上到總統府——會談改用法語。原來喀麥隆總理的母語是英語,但秘書卻講法文,他準備的會談文件也都是法文。等孫繼文奔進總統府,發現雙方在等候翻譯時,一直在寒暄。

            不過,即使曾出現各種突發狀況,一般來說,翻譯們的“發揮”不會失常。

            “實際上,在每一次接到任務之前,我們都會做大量準備工作?!睆埦S為介紹,首先是各種背景知識的準備,如來訪元首的背景、國家的背景、來訪的目的,中方的基本立場等。另外一項,則是詞匯的準備。而且,“臺前”看上去只有翻譯一個人,其實這些內容都是背后團隊一起準備的。還在翻譯室的時候,張維為和同事陪領導人出訪或是會見外賓歸來,都會聚在一起交流實戰中不太好翻譯的地方。

            “比如李先念說過的‘甜酸苦辣都嘗過’,怎樣翻譯更好更規范?”一般的做法,他們會把這些東西交給翻譯室的老審校,由他們最終確定具體的譯法。所謂“標準答案”出來后,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。像江澤民主席訪美時,在休斯頓市長的晚宴上的現場演講中,引用了李白的《早發白帝城》一詩。當時擔任翻譯的張建敏把大概意思翻譯出來后,又從兜里掏出一個小本子,把事先翻譯好的詩句又讀了一遍。

             (本文已被瀏覽 2461 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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